武穴佛教源流
武穴佛教源流文/饶思平
隋、唐时期，在县治梅川出生的道信7岁从僧学经，14岁师事禅宗三祖僧粲，后继承衣钵，为禅宗四祖。
唐代，广济寺庙大兴，香火盛极一时，有“佛国”之称。其间，著名僧人还有头陀祖师、大德禅师、存奘和尚、慧普和尚等。
清乾隆癸丑《广济县志》载：“头陀祖师本县人，生于隋文帝二年，尝往来卓木尖，无姓名，称头陀，唐武德七年卓锡五峰山，贞观时示寂”；还有本县人詹宏简，幼出家修行，至马口义台山建立道场，唐武德年间去世，遗诗云：“飞锡江边六六春，修行辩道任天真，尘缘了却更何事，万里乾坤自在身”。
贞观元年（公元628年）谥大德禅师，其道场所敕封为普慧寺。清同治壬申《广济县志》及光绪十年《黄州府志》均载：“唐贞观年间，存奘和尚（世称蒋祖）系暹逻王子，12岁来广济后峰山建大藏寺居之传法。唐元和十二年（公元817年），蕲水僧人慧普（俗姓宋）卓锡广济青著寺，与众弟子刀耕火种、卉服布装度日，日夜经声不绝，如是涉三十载，于唐大中三年（公元849年）坐终（载唐《高僧传》三集卷第二十五）。
唐末、五代时期，禅宗慧能的南宗顿悟说盛行县内，主要是南岳系之临济宗、沩仰宗及青原乡之曹洞宗支派，以临济宗弟子最多，至宋代渐成一统。大藏禅寺僧人属临济宗，该寺于元代在县内最先开坛传戒，继后开坛传戒的有头陀寺、继宗寺（又名之字庵）、万民寺（又名城隍庙）、静林寺。
广济从唐末到元末，历经战乱，寺庙屡毁屡建，僧尼时多时少。从明代中期到清初，佛教渐趋兴盛。清康熙初年，名僧绿雨（字超蕉）卓锡大藏寺，常与刘醇骥、张仁熙等地方名士交游，著有《绿雨语录》，以张扬临济宗正法。
至乾隆年间，县内有大小庙宇300座，有僧尼及皈依弟子数千人。特别是梅川灵山一带，有大小庙宇36座，僧尼70余人，时人称其为释门“小西天”。廉贞寨大藏寺有住庙僧值20余人，有庙产田1800多亩。普慧寺有庙产田108亩。横岗山寺庙香火极盛，每年岁首，远至安庆、九江等地香客多来朝山拜佛。
从清代起，县内临济宗寺庙又分为5个支派，即：以大藏寺为主的诸山派，以栖贤寺为主的察山派，以南山寺为主的南山派，以之字庵为主的高山派，以仰山寺为主的庐山派。诸山派基础较厚，察派次之。咸丰年间，栖贤寺亦开坛传戒。至此，县内传戒寺庙共6座。
清末至民国时期，社会动乱，县内一部分寺庙毁于战火。有的寺庙，被国民党驻军拆毁，取其材料修筑军事工事。但是，县内许多寺庙香火仍很盛。1925年成立广济佛教会，首任会长法名伴莲。1938年春，改为中国佛教会湖北广济分会，会长吴喻因。1946年改为中国佛教会湖北分会广济支会，会长慧时（梅川城隍庙方丈，俗名陈善住）。支会划分4个佛教小组，每个小组选出组长1-2人，会员交会费1元，并发有证章和证书。
佛教会县支会划分县内临济宗各支派的势力范围，察山派势力扩张，诸山派地位下降，高山派僧尼甚少，南山、庐山两派湮没。1947年冬，大藏寺举行过一次规模较大的三坛传戒，由该寺方丈福宏（俗名刘静峰）主持，全县各寺庙参加传戒仪式的僧尼有126人，还有来自上海、江西、湖南等省市的男女新戒子128人，戒期历时53天。此次传戒，有戒子4人被折磨致死。大藏寺从元代至此，计传戒51世。开坛最晚的栖贤寺，计传戒11世。
1949年初，全县有大小庙宇247座，僧尼586人（其中方丈3人，书记师2人，监院师2人，知客师1人）；皈依弟子5805人；有庙产田5000余亩，山林7000余亩。民国时期县内的僧尼中，不乏爱国民主人士。1938年9月17日，栖贤寺方丈纯光，隐藏被日军追捕的国民党五十七师一士兵，遭到日军毒打，始终不肯供出。四望山寺住持张柱礼，1942年为中共地方党组织递送情报，保存文件。解放战争中，梅川城隍庙方丈陈善柱、长城弥陀寺住持陈善容兄弟二人，每侦察到国民党军队有重大军事行动，及时向中共地方组织反映。1947年11月，中共地方武装部分负责人黄宏伸在太平山被国民党军包围，西来庵尼姑干来弟将其收藏脱险。同年，横岗山僧人宏参捐资1500银元给中共地方组织作革命经费。
建国初期，1951年多数僧尼还俗，寺庙田产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大部分被分给贫困农民，各地庙宇，大多被拆毁，或改建为公用建筑物。1953年成立广济佛教会筹备小组，隐尘（俗名陈炳松，建国后行医,曾任庙里书记师）任组长，是年，全县有寺庙94座，僧尼95人。1960年，县人民委员会召开宗教会议，会期2天，有31名佛教人士参加。1963年，县内寺庙仅剩34座，僧尼67人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仅存的寺庙也被拆除，有的改作集体林场，仅有的9名僧尼均散落农村。1982年以后，党的宗教政策逐步落实，民间兴建了一些庙宇，佛教得到恢复发展。1987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寺庙和僧尼数量都趋增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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